一早再次润色了论文,发给赵主任等.心中又有很多感想.

这篇粗浅的文字体现我对妈妈的纪念。过去数年的工作阅历增强了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注，为此我曾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参加有关的会，也抢在赴行政学院前到贵州参与了有关的活动。从贵州返回后妈妈病情突然变化，终于不治而溘然逝去。在为此悲痛的同时，我还是深信，我有理由为自己所为而自豪。

告慰妈妈，还有早于她离开我们的爸爸。我所做的，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也是他们所期望的。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若干思考

汝小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2月，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作实施的“全民参与式综合扶贫项目”在贵州省启动时正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推进，我们在贵州雷山、道真两地进行的基线调查也加入了相关的内容，进行了1093份问卷调查、22个座谈会、48户入户访谈和有关的现场观察，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农民的95%期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使他们生活更加宽裕、85%希望生产更加发展，80.8%希望健康医疗有保障，75%希望村容更加整洁，63.9%希望乡风更加文明，62.7%希望干部作风更加民主，61%希望文化生活更加丰富[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五个方面都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相关，都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改革创新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属性就是为城乡居民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乃至家庭保健方面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从历史看,中国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由一些知识分子发起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定县实验”（平民教育）和梁漱溟在山东邹县进行的“邹平实验”（乡村建设），他们都强调了健康保健，关注了计划生育问题。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他们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定县实验”在卫生保健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实验期间在每村培养一名农民保健员，在每区乡设一保健站，在县城成立巡回医疗队；卫生制度建设注重预防，推行实习表演，用农民能接受的方式普及基本卫生常识；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用简单的实用技术防治定县死亡率最高的天花和肠胃疾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极大改善了定县人民的健康状况。“平民教育总会向平民教育学校毕业同学会劝说节育工作，很引起注意，11月县保健院设立一生育节制特别展览室，陈列各种节育器材、药品及应用方法图说，并另专室供有兴趣的人士前来讨论实际问题。是年冬，十村的青年农民都曾接受劝告，并愿试用这些节育方法，五十村农民愿意推迟结婚并积极节育。1934年，卫生教育部特派员分别在十五村访问835农家，说明节育的重要性，其中108家需要实行节育，34家接受劝告”。而梁漱溟多方奔走，积极筹备，使邹平历史上第一家医院于1934年9月成立，医院聘请卫生署推荐来的上海医生李玉仁为院长，总的原则是既重治疗，也重防疫；为方便农民看病，还在六个乡设立了卫生所，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乡卫生员训练班，由于措施得力，在此后的几年里邹平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梁漱溟在邹平期间还提出了节制生育问题。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还有一件事情，在眼前或者无人看成问题，但不久的将来，在乡村中将成为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节制生育问题。如果家中生计艰难，而小孩又愈生愈多，这个问题很大，将来在乡村运动中，节制生育非办不可。这个问题与将来乡村文化的建立很有关系，假使不作节制生育的工夫，则乡村文化总不能提高’”[5，6，7]。

从现实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重要性、内涵、深远影响都远远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所能比拟的，当代的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紧密关联性也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推行三十年取得成功后面临继续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分布的挑战，面临更加坚定地贯彻“以人为本”原则，为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优质的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将计划生育逐步扩展到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的挑战，面临加大依法行政力度、维护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在生殖健康等方面的权益、促进人权发展的挑战。人口计划生育部门只有清醒认识所面临的挑战和局限，才能自觉地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弘扬所长，克服所短，提高工作水平，通过提供优质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三、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若干思考

“十一五”期间，中央将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生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高农民素质，扶助弱势群体，完善保障体系等等。实施这些重大措施，将明显改善农村的社会面貌，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使计划生育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进而成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点在农村，解决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问题的重点也在农村。人口计生部门要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将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统一部署，协调推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力争在“十一五”时期，使农村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进步。

1、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坚持稳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工作队伍不动摇；坚持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不动摇，保证良好的人口环境，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目标。

2、综合运用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完善利益导向机制，继续促进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改革创新。完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推进“少生快富”工程，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已经在全国23个省（区、市）、山东的22个市（县、区）和西藏的12个县全面推开，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自行试点，基本覆盖了全国符合政策的计划生育家庭，中央财政拨付专项经费近6.2亿元。2006年，“少生快富”工程将从以前的3个省扩大到西部地区7个省（区）和海南省，中央财政将安排1.7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要按照“巩固成果，逐步扩大；完善制度，规范操作；因地制宜，增强实效”的原则，继续完善运行机制，做实、做细、做好。经反复磋商协调，建立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困难扶助制度已经取得良好开端，正在研究部署试点工作。要继续采取切实措施，探索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使计划生育家庭真正在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养老上有保障。

3、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网络作用，针对农民在健康保健等方面的需求巨大、农村卫生资源不足分布不合理无法满足其需求的现实，延伸和扩展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根据其“新农村建设的网络需求和评估”研究结果指出，人口计划生育网络行政协调动员能力强，覆盖面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仅可以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在健康促进、农民工/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扶贫和老年保障工作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人口计生网络的功能，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明智选择。人口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网络应切实针对全体农民的切身利益，提供从计划生育到生殖健康到家庭保健的延伸服务，弥补农村卫生资源不足分布不合理所造成的服务低下，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人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行政管理网络则可以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农民创造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国家人口计生委已在设计规划“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家庭建设示范工程”。

4、推进人口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维护农民权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关注弱势人群。推进人口计划生育依法行政，重点是维护农民权益，是依法治官而不是治民，是依法治权而不是治事，是依法治自己而不是治别人。最近进行的一项对2158名受访者、68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就生殖健康权利进行的调查显示，育龄群众的维权意识较弱，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不应该拥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认为不应该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以外的机构获得计划生育服务有40%的被调查者；13%以上认为在获得服务时不应该要求服务人员的尊重；20%认为不应该要求服务人员对自己获得服务的情况保密，30%不介意在获得服务时有其他人在场，15%的被调查者在接受相关生殖健康服务时有其他无关人员旁听，他们的隐私权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得到关注；仍然有近20%的育龄群众的避孕节育方法是由村干部或医生决定使用的，有的省份甚至多达40%多。尽管已有明确规定“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不准因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株连其亲友、邻居及其他群众”，仍然有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些做法不侵犯人权。仅有1.6%的人对计划生育问题进行过投诉，98.4%的人没有投诉过；有过投诉比例最高的地区为贵州，也仅为2.5%；有过投诉的被访者在投诉时选择的投诉地点主要为乡镇，很少到县级投诉，在被访者当中没有人到市级及以上单位进行过投诉。将近一半的干部认为“为超生者亲属或邻居办学习班”不侵犯人权，一半以上的干部认为“不准在计划生育以外的部门上环取环”不侵犯人权，有这种看法的村级计生干部的比例高于乡镇，乡镇计生干部的比例高于县级。令人并不意外但仍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是，尽管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仍有95%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为此做出了很多的牺牲，他们很少想过政府人员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对的，尽管确实有诸如临沂事件那样的做法对他们造成伤害[8]。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通过广泛的教育培训增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育龄群众的人权观念和维权意识，形成积极的依法行政环境，完善信访等利益表达机制；要关注社会性别平等，改善女孩生存环境；要关注流动人口、青少年、艾滋病感染者及相关者等弱势人群，达到权利平衡、结构稳定，实现“乡风文明”、“管理民主”。

5、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提高乡镇村组基层组织的行政水平，发育农村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建设“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全面推进 “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机制建立。根据在贵州的调查，农村群众对参与自我管理具有很好的积极性：72%的人参与或经常参与村里的活动；67.6%的人愿意参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75.8%的人愿意参与村文艺队的活动；96%的人愿意和大家一起动手改变村里面貌。在基层较活跃的村民（群众）组织中，“计划生育协会”的知名度在两个县都排在第一位（道真县93.8%、雷山县58.6%），其后依次是“妇女联合会”（分别为65.2%和41.9%）和 “老年人协会”（分别为40.2%和31.7%），而“养殖协会”在道真的知名度较高（63.6%）[4]。这一事实说明，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培育农村公民社会是具有基础的。尽管需要承认，农村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仍要在众多矛盾中进行探索，但应该有共识的是，村民自治是要体现村民作为个体/农户或集体的权利，让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平等、普遍地知情、参与和决策，计划生育协会、健康协会、妇女协会等自治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乡镇村组基层组织要由受村民拥戴的人担负责任，发扬民主，不断提高行政水平，成为领导村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

6、发挥人口计划生育国际合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收集、分析、传播国际上农村发展的理念、知识、经验。 认真实施、及时总结交流推广相关国际合作项目经验，如全民参与综合扶贫项目、中西部生殖健康家庭保健项目，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实践、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

[2]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5）

[3] 温勇等：贵州综合扶贫项目基线调查报告集（待发表）

[4] 夏锋：社会矛盾变化与新农村建设

[5] 成学炎：30年代梁漱溟对邹平风俗的改革

[6]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7] 赛珍珠：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

[8]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生殖健康权利课题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未满足的需求：需求调查中的发现（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