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 

朋友们一个个告别而去，最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它强迫你接触和面对死亡问题，强迫你知道人生太多的事情无法掌控，包括生命本身——用志扬的话来说，拦不住。

去年王炜走后，志扬曾说他要拦起来。可才一年多，就先收到志扬的邮件：萌萌要走，拦不住；紧接着便是短信：萌萌走了。

与王炜的突然走开不同，对萌萌的慢慢离去是有准备的。即使如此，连着为同辈人写悼念文字也仍然是件令人寒心的事情。心甚至会寒到僵硬，寒至麻木；对生活麻木，对死亡麻木；对别人的死亡麻木，乃至对自己的死亡麻木。也可能就是这一系列的过程，帮助我们逐渐习惯于面对自己的一次性死亡。尽管Death永远是他人的，Dying总是自己的，但Death与Dying的距离，相当于生死的距离，也相当于自己与他人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全看如何体会。

意识到对生死的麻木，也就意味着麻木状态的不复存在，就像对自己的无聊状态的反思同时也意味着当下无聊状态的消失一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对向死而在的理解时，不过才三十多岁。我想他可能是窥见了生死之真相的人，至少是窥见了生的真相的人。大多数人需要很多年才会知道：人从出生起，就在等待死亡。

与萌萌认识已有十多年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南京的首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上。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在广州的医院里。十多年似乎一晃即逝。而这十多年来，几乎每次见萌萌都是在现象学的年会上，或者严格地说，在现象学的年会下。与在朋友圈里不同，她在公开场合说话很少，从未在年会上正式发过言，但她几乎每次都带有会议论文，主要是在会下参与各种学术讨论。志扬说得不错，萌萌是从头至尾参加现象学年会的唯一女性。她对现象学极感兴趣，也受现象学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因而她虽然没有写过现象学的研究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在想、在写、在记录她的敏感和敏锐。

萌萌不仅是现象学会议的参与者，也是现象学会议的组织者。算起来，在迄今已召开的十多次现象学会议中，由她在海南组织的便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举办的“现象学与语言问题”的现象学年会，一次是2005年举办的“意向性：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工作会议。后一次会议几乎是萌萌躺在床上组织的。至今还记得她倚在沙发上接待各地朋友的情形；记得她坚持要站起来送行的场面；记得即使病痛缠身，她也不愿让朋友们留意；记得在会议过程中还不断地听到她通过电话从病床上发出的会议指令……。

海南会议回来后便得知萌萌得的是绝症。一直在盼望奇迹的出现。所有人也都在为奇迹的出现奋斗。可命运有其自己的轨道，而且拦不住。应该说萌萌属于中年早逝，属于非正常的死亡。但重要的是，萌萌在世时的生活，是她希望过的生活。的确不是安慰，的确是相信塞涅卡所说：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是在于有多好。

在得知萌萌去世前自觉的主要遗憾是她有那么多的记忆要随她的离去而缄默时，正在翻译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一段文字忽然跳了出来：难道我不是明见地知道，必定会有一个回忆与我的感知相衔接吗？当然是，除非我突然死去。但自我的消解，这个不足挂齿的、健忘的自我的消解就意味着：内容不坠入到过去之中？

这里有一个问号？一个感知在通常情况下会坠入过去，从而变为回忆；即便在梦中，从理论上说也是如此；而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即在心脏停止跳动或大脑中止思维的一瞬间，感知便停止坠落，不再转变为回忆，甚至不复存在，就像在电脑中被消除了的一串符号数字？换言之，回忆、亦即精神，它会随肉体的消亡而随风飘散吗？大部分希腊思想家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所有佛教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更多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的回答；而其余的思想家则搁置这个问题。胡塞尔是第三种人。以知识的实证为重的现代人，要么否定这个问题，要么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惟有萌萌的在天之灵自己知道，她是否还在为她的缄默的记忆叹息。

摘录一段十四岁时几乎溺毙的人的回忆献给萌萌，也以此结束这段文字上的忆念：当我抵达光的源头时，我可以看过去。我无法以我曾经有过的感觉来描述我所见到的一切。它是充满宁静、爱、能量和美的无限巨大的世界。与它相比，人生似乎显得毫不重要。……对一切存在而言，它是全然的生命、全然的美、全然的意义。它蕴涵宇宙全部的能量。 

                                                                   2006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