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历来重视造就人才和培养干部，即使在对敌斗争最严峻的年代亦是如此。1939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0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1941年正在华中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在苏北参议会上讲话时说的更具体明确：要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人才。面对当时形势和党中央指示精神，少奇同志认为在华中局这一头，主要依靠上海，因此要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领导)来具体考虑组织落实这一项工作，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召集省委有关同志和上海地下党同志，详细分析了根据地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形势，认为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形势很好，正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参加工作，当时上海已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和知识青年去根据地学习和工作，但还远远满足不了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险恶。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统统被迫停刊，一些进步的群众组织被停迫止活动，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也被敌伪勒令登记，实施奴化教育，否则禁止开办。各校师生不仅面临失业失学的危机，就是人身安全，也受到莫大威胁，他们徘徊在十字路口，彷徨苦闷。上海更具有革命光荣传统，他们不能容忍敌人的任意践踏，纷纷向往自由、民主、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继续办学、学习或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争取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江苏省委面对当时情况，经过数次研究并与新四军军部具体联系商议，决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是因为它比“抗大”可以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环境和条件非常艰苦，但根据地人民宁肯节衣缩食也愿在人力、财力上作出最大努力来支持办学。江苏省委筹备创办这所大学的决定，经过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批准，由新四军军都领导并解决经费和给养。陈毅同志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由曾任孙中山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韦悫教授担任校长。知名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江淮大学任教。上海的之江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的部分教授也应韦悫的聘请来江淮大学任教。

江淮大学学生主要来自上海的部分大学和中学，他们都是由学校党组织直接或间接动员到江淮大学的。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上海一百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敌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为了避免引起敌伪的注意，选择了好几条较为安全的交通线。其中主要的有两条，一条由镇江过江至扬州、高邮、宝应，然后乘船到淮宝的岔河镇，再送到淮宝的仁和镇；一条从南京过江经六合到淮南新铺。当时要负责这么多师生进入根据地的安全工作，风险很大，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交通员往往要一站接一站地输送。在宝应还通过地下党设立了交通接应站。有的地方还利用当时帮会关系甚至敌伪军关系，为交通搭桥开路。在经水陆码头、交通要道和敌伪封锁线时，交通员往往比同学们的心情更紧张，但一旦进入边缘区靠近根据地时，又与大家一样欢呼歌唱，然而，他们又要立即投入下一次的紧张战斗。当同学们第一次进根据地，都禁不住放声歌唱，特别是看到新四军战士时更为激动。

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差，师资缺乏，老师也没到齐，未能按系开课。学校利用根据地里的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大院作为校舍，以广阔的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除由教授授课外，新四军和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常为同学们作专题报告，陈毅、张云逸，谭震林、彭雪枫、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方毅、刘瑞龙、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冯定等都到校作过报告。

在淮宝集合的江大师生，受到新四军四师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先后听了彭雪枫、邓子恢和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等同志的报告。1942年11月，作为彭雪枫同志的客人，淮宝的全体江大师生应邀渡过洪泽湖，去半城参加新四军四师召开的全师运动大会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观看了骑兵团的表演和土坦克攻碉堡等军事活动。彭师长亲自致欢迎词，他为了满足青年学生喜欢骑马的欲望，下令骑兵团让同学们练习骑马。并请江大师生参加了四师政治部举行的联欢晚会，由四师“拂晓剧团”演出丰富多彩，艺术性较高的节目，使来自大城市的师生赞叹不已。当这次盛会即将结束时，日寇妄图前来“扫荡”。为了准备反扫荡，领导上通知江大师生乘船回淮宝仁和镇，经过洪泽湖时，尽管敌机在上空扫射，但条条船上都很镇静沉着，终于安全返回。几天后，来仁和镇的全体江大师生遵照上级领导的决定转移到淮南。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我淮南根据地“扫荡”，领导上决定江大师生暂时蔬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校长韦悫及教授们必要时随领导机关转移。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分成若干组，作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一片，挑水、种地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订兴家计划。

由于根据地军民对日军扫荡有充分的准备，日寇“扫荡”阴谋未能得逞，可是它野心不死，还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扫荡”，领导上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于1943年初春，动员大家暂时返沪隐蔽；淮南行署汪道涵亲自来校动员，要求同学们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由于师生们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个自由天地，都要求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党组织做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大家才以大局为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打埋伏”，党组织布置一些党员和担任交通的同学，定期与大家保持一定的联系，做好思想工作，并要求回沪同学，尽可能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返回根据地后更好地为自己学习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因此，有的同学去学习速记，复习外语，学习中英文打字，参加无线电技术学校学习，甚至学习驾驶技术等等，果然有的同学学有所用，以后按自己的理想分配了工作。
   

1943年中旬，江淮大学开学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数同学已由上海地下党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学因分散隐蔽未及时接到通知外，大部分都积极迅速返校。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宝县仁和镇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陈毅、张云逸、彭雪枫、刘瑞龙、潘汉年、范长江、季方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淮北地区负责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宝中学都派来了代表。会场布置得朴素庄严，同学们还以墙报形式办了一个展览会，汇报了自己学习、生活和到江大以后的思想变化。上午开会由韦校长主持，他致词后由陈毅军长、彭雪枫师长、季方等同志讲话，使全体师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晚上同学们向首长和与会同志汇报演出了自编的小歌剧等文艺节目。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敌伪44个据点，根据地扩大了，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由于工作的开展，急需补充大量干部，江淮大学本身也由于师资缺乏原因，不好再办下云，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经领导上研究，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江大结束，全部同学由军部和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1944年6月，同学们怀着对母校难忘的感情和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战线上，发挥自己的才智。

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余人，吸收了一批爱国教授进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了两年左右，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